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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戏我投入的却是真情（第4页）

他爱唱《山门》。

他是个聋子，唱起来随时跑调，但是张宗和先生的笛子居然能随着他一起“跑”

！

参加了曲社，我除学了几出昆曲，还酷爱上了吹笛——我原来就会吹一点。

我常在月白风清之夜，坐在联大“昆中北院”

的一棵大槐树暴出地面的老树根上，独自吹笛，直至半夜。

同学里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

抗战胜利后，联大分校北迁，大家各奔前程，曲社“同期”

也就风流云散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我就很少唱戏，也很少吹笛子了。

我写京剧，纯属偶然。

我在北京市文联当了几年编辑，心里可一直想写东西。

那时写东西必须“反映现实”

，实际上是“写政策”

，必须“下去”

，才有东西可写。

我整天看稿、编稿，下不去，也就写不成，不免苦闷。

那年正好是纪念世界名人吴敬梓，王亚平同志跟我说：“你下不去，就从《儒林外史》里找一个题材编一个戏吧！”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就改了一出《范进中举》。

这个剧本在文化局戏剧科的抽屉里压了很长时间，后来是王昆仑同志发现，介绍给奚啸伯演出了。

这个戏还在北京市戏曲会演中得了剧本一等奖。

我当了右派，下放劳动，就是凭我写过一个京剧剧本，经朋友活动，而调到北京京剧院里来的。

一晃，已经二十几年了。

人的遭遇，常常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参加戏曲工作，是有想法的。

在一次齐燕铭同志主持的座谈会上，我曾经说：“我搞京剧，是想来和京剧闹一阵别扭的。”

简单地说，我想把京剧变成“新文学”

。

更直截了当地说：我想把现代思想和某些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引进到京剧里来。

我认为中国的戏曲本来就和西方的现代派有某些相通之处。

主要是戏剧观。

我认为中国戏曲的戏剧观和布莱希特以后的各流派的戏剧观比较接近。

戏就是戏，不是生活。

中国的古代戏曲有一些西方现代派的手法（比如《南天门》《乾坤福寿镜》《打棍出箱》《一匹布》……），只是发挥得不够充分。

我就是想让它得到更多的发挥。

我的《范进中举》的最后一场就运用了一点心理分析。

我刻画了范进发疯后的心理状态，从他小时读书、逃学、应考、不中、被奚落，直到中举，做了主考，考别人：“我这个主考最公道，订下章程有一条：年未满五十，一概都不要，本道不取嘴上无毛！

……”

我想把传统和革新统一起来，或者照现在流行的话说：在传统与革新之间保持一种张力。

我说了这一番话，可以回答我在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阔别三十多年的老朋友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