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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第17页）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

，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

各国对“士”

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

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

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

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

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

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

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

，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

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

。

“士”

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

，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

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

，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

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

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

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

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

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

的学术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