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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子弹改变中国番外篇（第11页）

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个打击使他惊呆了。

据说，袁世凯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夜我不能对你作任何答复。”

送走了日置益，袁世凯迅即召集外交部总次长、总统府秘书长等会议，预定交涉步骤。

在随后的日子里，中日两国外交官进行了二十多轮谈判。

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也对日本施加了一定压力，美国不希望日本趁着欧战无限度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

至于国内民众，也在这次交涉中被政府动员起来了，各地反对“二十一条”

的呼声日渐高涨。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第一次介入外交冲突。

面对中国政府的不妥协，面对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对国际社会压力，日本一方面作些让步，放弃对中国最不利的“第五号要求”

，另一方面不顾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于1915年5月7日悍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六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与口头威胁相配合，日本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在山东等地的日军开始增兵，日侨纷纷撤走。

给人的感觉，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对于中日之间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与两国关系均非泛泛的英美两国高度关注。

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应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是这个态度，劝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条件，毕竟第五号已经删除。

“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

否则，中日冲突一旦发生，欧美诸国现在无暇无力东顾，吃大亏的还是中国。

英美的劝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决策。

5月8日，袁世凯召集各部部长，以为英美等国无力帮助，而中国自身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得接受“二十一条”

第一至四号部分要求。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各地抗议运动此伏彼起，为挽回民心，袁世凯果断立了牌坊，大总统下令将接受“二十一条”

那一天作为“国耻纪念日”

。

中国被迫接受日本的要挟，确实够耻辱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后，在中国转身，甚至改变国体后再次受制于日本呢？当时各界人士最普遍的观点：中国不够强大，因此中国应该以此为戒，埋头苦干，壮大自己，卧薪尝胆，十年复仇。

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就在中日交涉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年轻政治家杨度，1915年3月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

他在此时撰写的《君宪救国论》，深刻分析此次中日交涉历史背景，以为中国此次无力与日本对抗，主要的不是中国实力上不如人，而是中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陷入了民主主义、共和政治的误区。

按照杨度的分析，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让人尊敬的强大国家。

而立宪，就是国家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越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

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治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在杨度看来，立宪、法制，而不是共和，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

要想实现立宪，君主，而不是民主，才是关键。

一个不可争夺的大位，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权威主义者，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而不是名义的、名词的进步。

杨度名言：“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

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