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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六十七章 寺中书院（第5页）

的争论为契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开始了全面交锋的历程口]。

正是在这些讲学和辩道的过程中，宋明理学先后经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繁荣，在逻辑结构、价值方向等各方面都改变了传统儒学的面貌。

另一方面，儒学历来以“济世”

为追求，作为儒学发展新阶段的宋明理学也借助书院来实现它与政治的结合。

宋、明书院培养了大量具有儒家理学思想的儒生，这些儒生在官学尚不完备时期足封建官员的主要来源；一些主持书院的著名学者本身就是封建王朝任命的官员。

随着宋、明中期以后对书院控制的加强，许多书院更是几乎由学术研究和传播的机构沦为生们的仕进工具，在科举制度和官学的渗透和挤压下走向萎缩和变异。

但无论是兴盛还是变异时期，书院教育都力图通过向、王朝输送人才及其学术观点和政治理念，使理学在宋明时期成为强化礼教、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吏治败坏、科场腐化的时期，书院还发挥其讽时议政的功能，书院师生不屈不挠地与腐败官吏和封建朝廷进行斗争，宣扬政治改良的会理想。

当然，书院儒学教育的发达不仅仅表现在新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的产生上，还表现在区域性学术中心的形成上。

宋明理学按学术思想的不同又分为濂、洛、关、闽四大流派，这四大流派是根据当时学者居住讲学的地域名称来划分的。

周敦颐居濂溪，称濂学；程颢、程颐是洛阳人，称洛学；张载曾讲学关中，称关学；朱熹讲学福建，称闽学，四地也因此而成为当时的学术重地。

宋明时期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包括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一带，以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为中心的江西，以丽泽书院、茅山书院为中心的江南等。

教育的发达、学术的繁荣、儒学大师的聚集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地区文化教育中心的形成。

二、书院本身所具备和创造的适合儒学发展的因素，包括丰富的藏书、云集的理学大师、成熟的办学体制以及自由的学术氛围和传统。

第一，藏书既是书院的内在功能之一，又是其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的物质条件。

书院的藏书以儒家经典为主，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

是官府赐书。

这是封建朝廷彰显其崇儒重教的文教政策的重要手段。

著名书院大多都曾获得过朝廷赐书。

如宋淳熙八年，朝廷赐白鹿洞书院御书石经和监本、、等书；岳麓书院在咸平四年也得到朝廷以诸经释文义疏等相赐。

二是私人捐赠。

这也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

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

。

有的学者还捐赠个人新著，这些对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三是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

宋明时期经济比较繁荣，印刷业展迅速，这为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印书籍提供了物质基础。

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及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等是当时为学人们必备的教材，也是书院购置刊印的主要部分。

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书院的藏书数量极为可观，如北宋时期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聚书千卷。

第二，儒学大师是书院的灵魂和支柱。

书院的诞生自儒家学者开坛讲学、坐而论道始，书院的兴盛发达也始终与当世著名的理学、心学大师的参与息息相关。

全祖望在中说：“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朱子而盛；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

说明了当世大儒对书院发展的重要性。

明以后，朝政极为腐败，勇于担当社会道义的、批判社会黑暗面的学者如顾宪成、高攀龙等据于东林书院，讲习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使“庙堂亦有畏忌”

，尽管后来书院遭到了禁毁，许多书院学者被迫害致死，但是它所传达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以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大任的儒家学者们，其是代表了儒学发展新高度的宋明性理之学的大师们保证了书院教育的学术水平，形成了书院特殊的人格和气象，是书院成为精神提升的殿堂而不是为官求学的工具和保障，也是以求义理、明明德为追求的儒学教育得以存延发扬的基础和保障。